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对此，我国设立的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峰值并实现稳中有降；到2060年，碳中和目标顺利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丰硕成果，开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境界。农业作为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战略领域，“碳问题”与农业之间的关系仍要求我们加强学习和研究。

　　2001年，美国同时爆发新经济危机和911政治危机，这两大危机促使外资大量涌进中国。当我们张开胸怀拥抱外资，为加入世贸组织带来的经济高增长鼓与呼时，却忽视了高增长的另一面——环境的急剧恶化。这些年，各个层面向农业的投入同步大量增加。但，我们向农业的投入较少是生态化的有机农业的投入，而是化学化、转基因化、机械化农业的投入。从50年代以来，我们对于农业现代化的观念就是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大机械，然而这种石油化农业的生产方式在70年代就已经引起了世界各国的警觉和反思。这种农业生产方式使得我们的农业产量实现“十几连丰”，但农业也成为中国最大面源污染。

　　2015年，有相关报告说明中国是世界上资源枯竭、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有关部门印发了针对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重要指导意见，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强调生态保护等。那么目前，我们怎么样看待“碳问题”的提出对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的影响？尤为需要思考怎么样才能把这二者从对抗性的矛盾转变为非对抗性的。

　　同时我们一定要看到，西方发达国家以碳排放指标交易的方式限制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量，使得自己维持高排放的同时，抑制发展中国家进入到高消耗的工业化的可能。全球的“碳问题”被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变成了限制后发国家发展的“武器”。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不但承担了发达国家转移的高污染工业，还被剥夺了继续发展的权力。但中国之于这些讨论面对的却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已是世界第一的碳排放大国（2022年中国碳排放量累计110亿吨，约占全球碳排放量的28.87%，数据来自CEADs），并且也在试图做碳交易。

　　尽管我们的人均碳排放是低的，但西方并不会去计算中国的人均账，而是计算对它有益的总量账，因此西方攻击中国的经济稳步的增长是“肮脏”的。作为出口贸易大国，西方国家更不会讲明我们国家生产出的巨量商品都是供给它们消费的。因此，对我国来说，既向西方国家做了大量出口低价商品的贡献，又把由此造成的环境污染留在了国内。这些国家却反过来指责中国的生产方式向世界制造了过量的碳排放，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加重气候暖化。也因此，不论是对外还是对内，要想在21世纪这场碳博弈中不至于落败，我国一定要进行主动地自觉地调整产业体系，改变这种高污染高排放的发展方式，才能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我们把“30·60方案”（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当成重要指标考核各级政府和相关单位也是客观必然。

　　中国的地理结构较为复杂、天气特征情况多变、人均资源匮乏，用什么样的方式实现自主减碳应该是我们考虑的重要方面。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白准确地提出深入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即指出要改变高排放的高污染的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的内部结构。这样的改造当然需要很大的成本，但更为首要的是要求我们改变生产意识和消费意识。

　　比如，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对于农业产出有着决定性影响，过去我国大规模使用化学化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使得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大幅度下降，我们大家都知道东北的黑土地因长期过度开发利用、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等多种因素，它的有机质含量已经下降了2/3（《东北黑土地保护与利用报告2021》），并且仍在持续下降。可见化学化的农业生产方式破坏了土壤的吸碳功能，对于耕土层的生产潜力更是巨大的破坏。

　　再比如，各个城市单一植被的观景植物的绿化方式更是需要大量的人力维护和肥料给养，并且大量的景观落叶并不通过发酵处理成为有机肥，而是使用大量劳动力把它扫出来，然后把这些有机质填埋到非常有限的垃圾填埋地。这样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难道有利于减碳和生态吗？因此，如果咱们不可以适当地调整大规模集约化、石油化的农业生产方式，改变城市单一的反生态的绿化方式，恐怕我们很难在“碳博弈”之中获得主动权，并有可能损害我们内生的抗风险能力。

　　2007年，中央提出生态文明发展理念；2012年，中央把生态文明作为重要发展的策略；2017年，中央把乡村振兴作为国家重大战略，并开始强调“两山”思想在中国的落实；2021年，我国向世界承诺了“30·60”双碳目标；2022年，中央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系列以生态文明为主轴的发展的策略相继提出，要求我国在多方面作出调整，即从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从意识形态到理论建设，每个方面都需要做出一系列的调整。其中心思想就是要符合生态多样性的要求，尽可能做到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开展分布式的减碳安排，这同时是粮食安全的安排、是大食物安全体系的安排、是农业安全的安排，是综合性安全的重要基础性安排。这些调整不仅有利于我国转向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发展的策略，更有助于我们练好内功、夯实基础，应对全球化解体的巨大挑战。

　　在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为了适应“大进大出”的经济发展方式，形成了产业集群叠加城市带的经济格局，客观上产业资本和大量人口向城市集中，城市通过路桥隧道链接成半小时经济圈、一小时经济圈，为产业集群提供了必要的服务。集约化产生的收益当然比一般的分散布局收益要高，这也是外国资本大量进入的一个重要条件。但是，一旦战争发生，直接威胁的主要是人口相对集中的大城市，能源、供水、通信等基本建设以及集中供给将首当其冲地受到直接打击，且不说产业的存续，城市维持基本生活都将是严重问题。

　　在近期的俄乌冲突中，乌克兰作为战场国家，其关键民用设施受到了摧毁性的破坏。可见，人口越是高度密集的城市，越会出现严重的灾难性后果。这几年的疫情同样也是一个检验。大城市，特别是超大型城市，需要巨大的财政和人力物力才能勉强维持。疫情结束之后，增加了很多地方的财政亏负担。在和平年代，一场疫情就足以挑战城市的生存，更遑论一旦战争发生会产生什么后果。我们过去认为是优势的发展方式，在遭遇到战争威胁的情况下，恐怕要及时做出调整。国家提出坚持底线思维后，开始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战略，并不是要抛弃国际大循环，而是要做好它不发挥作用，甚至起反面作用的准备。在未来发展中，我们至少可以以国债投资为导向，把以往过度集中的大规模产业集群的发展模式转向相对集中的分布式的发展模式。

　　什么叫做分布式？我们举个例子，在过去一个阶段，我们以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在祖国的大江大河上建设了大库大坝，追求更高的产业收益。但是，当战争威胁的时候，应当对已形成的大规模集约化的发展方式做出一些调整，至少应该投向以村为单位的小库小坝。为实现大规模机械化，填平坑塘库坝，利用地表径流是重要的水利建设方向。但如何确保自然径流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高效利用与保护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以大寨为例，就是以村庄为单位，围绕着虎头山的山系和水系做村内水利工程的建设和农田基本建设。我在60年代插队的时候，也是以村为单位在一定的山区范围内考察水的流向，合理的安排坑塘库坝的分布。后来我们在总结水利工程建设中的问题时指出，如果乡村社会的小型水利设施都改造成大型渠系，变成一个水库、一个渠系，以干支斗毛覆盖多少多少万亩的水系，一旦水系的某个节点出现一些明显的异常问题，整个水系都将不可利用，会造成大面积的干旱。与其这样，不如保留以村为单位的坑塘库坝。

　　我们提这个分布式发展方式包含农业领域的众多层面。比如大规模的集中养殖，需要大量的集中饲料供给。我们的饲料来源仍然受制于国际市场，一旦中国受到制裁，没办法使用西方现有的金融结算体系，进出口很可能被中断，大规模的养殖场将会直接受到冲击，养殖的动物因饲料短缺死亡将难以避免。与其以大规模集中养殖保障肉食供给的安全，不如提前做分布式的安排，尤其是进行饲料本地化的安排。在现有大规模养殖场尚可维持的情况下，后续投资应投向分布式的养殖。分布式的养殖可以和生态化建设相结合，在一个沟域具有一定坡降比的条件下，形成相对有高度的养殖点，使排泄物、液体经过发酵处理，就近分配到农田或者果园，形成立体循环种养结合，用这种分布式、可循环的农业模式保障基本的粮食安全。

　　目前，我们主要是依靠13个粮食主产省向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进行粮食供给。国家领导人明确强调，我们应该的是大食物安全体系。大食物安全体系指的是多元化、多区域的广泛布局，而不是只在少数几个地方形成粮食产能。过去发生粮荒的时候，我们曾经有过饥饿的记忆。那时候是靠广泛发动群众，使得各种不同的粮食作物都得到发展，并且依靠北方南方、东部西部千差万别的本地粮食生产保障食物的供给。从历史经验来看，我们应该依靠后续投资和引入的有利于分布式布局的新技术，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让群众发挥创业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让不一样的地区能够自主地推进分布式的多元化的粮食立体循环的安全保障方式。

　　最后，我们的建议可以归结到一点，就是要把生态化的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标准，贯彻到发展大食物安全体系的分布式的多元多业态的安全布局上。通过提高安全能力，坚持底线思维，以此来防范未来不确定条件下出现灾难性后果。